发布者: Bhargavi Davar
发布日期: 7月8日, 2018
翻译:MDrights

2013年的时候,来自尼泊尔、中国、菲律宾和印度四个国家的“我们”约25人在印度浦那聚首[注]。我们没有任何身份,跟我们一起的还有来自跨残障界别的活动伙伴,和其他一些未定位的“支持者。癫狂相关研究在印度——一个还生活在英国殖民者留下的关于“疯人”和“傻子”的法律和惩戒条款的阴影里的国度。英联邦国家还在用那些有辱人格的和深深法律化的东西来压迫它们的人民。

我们在世界精神科使用者和幸存者网络(WNUSP)提供了一种更强劲的身份,这种(新)身份出于我们亚洲人无法认同“精神医学使用者和幸存者”这样的身份。在(WNUSP)理事会或机构会员中有几个亚洲人,对《联合国残障人权利公约》的最终文本的确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整个语境仍然是白人的、“北方国家的”、基于住院型精神医学的、高收入的。我们在那个时候没法用语言或用我们的韧性来表达来自“南方国家”的、有色人种的、本土的、流亡的、低收入环境的亚另类(subaltern)叙事。这种环境中人权侵犯更经常发生在开放的社区或未很好规范的社会机构,多过发生在规范得好的封闭型精神病院。欧洲的(障碍权利)运动也是围绕着“使用者和幸存者”身份的。我们,来自“南方国家”,在其他全球性运动中也是没有什么空间的 ——比如 Intervoices、INTAR 等——他们直到最近才伸张关于我们从强权中获得自由的权利。

印度是亚洲第一个签署CRPD的国家之一。这鼓舞着我们——在亚洲以及其他没有任何身份标签, 没有得到过任何支持系统的地方的我们。IDA(国际残障联盟)在亚洲做的CRPD培训,让我们在融合和发展权上开了眼界,并给了我们新的身份的可能性:“社会心理障碍者”。在浦那和友伴及支持者在一起所花的时间,让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残障者的身份能给我们一个生活的机会,而“使用者/幸存者”的身份仍然让我们在对抗主流医学系统中挣扎(并耗尽了一生——译者注)。

但是在预设社会心理障碍者这个身份时,要得到澄清和共识还是个很长的过程,因为总是有对身份的质疑的。活动人士在高收入国家(日本、中国、南韩、香港)总是以“使用者/幸存者”身份出现。英联邦国家(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等等)总是在所谓“关怀照顾”的地方出现霸权的封闭机构化。还有一些亚洲国家,带着“南方国家”的身份,以一种庆祝的方式,以被压迫者身份走在一起。其他身份也很强劲:小众者、女人、男同、跨性别者、有色人种,等等。通过我们对亚洲地区的投入,以及过往几届年会上的激烈辩论,还有在全球层面的对残障身份和经历的参与,一些新的社团出现了,比如 菲律宾社会心理障碍融合(PDI-P)、韩国促进融合协会(KAMI),还有“泰国朋辈支持”。

图1: 近期TCI Asia会议的代表合影

在亚洲的我们,已经把CRPD融到了我们心里,因为它体现着对包容所有人的世界的愿景。CRPD 就是一杯传统人权的奶昔甜品,让人感到新鲜美味、健康和新奇。人权的框架都被CRPD重构——“合理便利”是对人权的个性化定义,表达的是“人就是人,不管ta多么小”。这杯奶昔由这几个权利组成:第12条(法律能力权利)、第14条(人身自由)、第15条(免受虐待、暴力和剥削的自由)、第16条(免受残酷、非人性有辱人格的和折磨性的治疗的自由)、第17条(身心整合性)以及它们之母,第19条。

我们非常渴望了解第19条,因为其它所有的道路似乎都到此结束:生活在一个是ta自己选择的地方是每个人的需要;以及ta可以选择和谁一起生活;可以获得所有种类的一般和特别的社会服务和基于社区的支持系统,并且是跟他人平等的基础上。然而,第19条在实践方法学(pedagogy)的积累一直还很有限,甚至一点都没有(与第12条(法律能力)、第14条(人身自由和安全)相比较)。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法律传统,都是对“什么不能发生”进行规定,但对于比如人际连结、支持、关怀、社区等等让人成为人类社会的观念,并不会用法律阐明。因为家庭成员在很大频率上都是对社心障碍者施加暴力的施暴者,所以在“北方国家”语境中对呼唤“关怀”、“社区”等这样的观念有很深的不信任和怀疑。但是,带有低收入经历的“南方国家”,他们对于家庭的态度并没有那么是非分明,且会(对家庭)更开放以寄望于对话但也渴望社交关系的转型。

论述现代性和产生现代政治体制的社会契约理论家们如James Stuart Mill, Jeremy Bentham, John Mill 等都或会谴责这种严重的疏漏、模糊性甚至是我们当前栖居的微妙的偏执环境。社会契约理论家给出了这样一种观点:人类社会的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受规则约束的协商。立约的重要性总是高于对人的关注。互相的信任就更(容易)受质疑。而人们的每一次握手,总是需要被解构为其背后的个人邪恶动机。那么鉴于每一个治疗行为都是一种合同,在这样的人类交互的框架下,“北方国家”(人们)的旨在建立(医疗的)“自愿和知情同意”的斗争就显得很有意义。

然而,CRPD 提供了一种“人类社会是基于互相尊重、互相依存和支持的而不是照顾”这样的框架,在“南方语境”的我们对这种人类社会的愿景是有共鸣的,我们很多人的支持系统还只是来自各自的即时/最近照顾圈(即非正式照顾系统)。对我们来说,追求“自愿和知情同意”本身过于狭窄,并且这样(的思路)把我们对自己的定义局限在了那些发给我们药物或住院的系统的对立面。实际上生活/生命的含义不只是与精神科医生对抗。CRPD 给了我们在可能的范围内、在各发展进程中最广阔的理解度,包括但不限于对医疗机构的知情同意。CRPD 监察委员会近来发布的《一般性意见第5号》就这项权利做了详尽的诠释。

TCI Asia 很高兴地祝贺联合国健康议题特别联络员 Danius Puras 先生发表关于最高健康标准的[报告](http://ap.ohchr.org/documents/dpage_e.aspx?si=A/HRC/35/21)。

亚洲是新兴的经济力量,说白了也是药商有利可图的地方。Clarion 所号召的全球精神健康运动旨在对“精神疾病”“填补治疗空缺”会导致以药物和住院为主的传统精神健康服务的增长。这样一种“现代化”,正如 Puras 所说,是走向了一种“全球性障碍带来的负担”,是一种新型的霸权,比如对旧的封闭机构(如监狱、“流浪者之家”、社会托管机构)的改造用来非自愿收治有社会心理障碍的人,还对这霸权美其名曰“对高支持需求的照顾”。

印度最近的立法(残障者权利法案2016,精神健康照顾法案2017)现在开始考虑把融合认作是一项人权。但是这项权利的实现还要拭目以待。这些新的精神健康立法,其实也像之前的老法一样,只会导致更严重的暴力和侵犯、长期的可能是终生的监禁、隔离。一个例子,韩国的新精神卫生法就导致增加了上百的封闭机构,造成了人均非自愿住院天数的最高记录。

没有一个故事(案例)能说明封闭机构里的严重人权侵犯和强迫治疗能让人获得社会融合。[WHO 质量权利培训项目](http://www.who.int/mental_health/policy/quality_rights/en/)已经给我们承诺了一个没有封闭机构的世界。但它做的只是教人如何在现有精神健康体系内矫正个人的行为,而不是去瓦解这个体系本身。WHO的质量权利工具让权利的侵损变成只是“病人”和机构职员之间的个人/人际问题,而不是整个体系、法律、机构的问题,也并没有从人类核心价值和和平栖居/照顾的本质出发来看问题。

TCI Asia 很有兴趣在基于社区的融合实践上拓展我们的想象和投入,以实现CRPD第19条。迄今为止,TCI Asia 已经得出了这样的观点:传统精神诊疗不是融合,非传统精神诊疗才能走向融合。“复元”也不是融合;医学范式下操作的“朋辈支持”也不是融合。这些都是“自我封闭的同温层”(silo),浸泡在“精神疾病”和“治疗”的各种顿悟里。甚者,为人身自由和法律能力进行的行动也不是融合的,也是“同温层”的。

融合指的是在社区层面的各种广泛的协作配合动作,这也对每个人的能力提出了要求。如果一个人要被融合进来,那ta周围的整个环境都要转化为包容性的。一个融合项目的目标是移除现存的阻碍,并让社区开始(在各项事务上)囊括障碍者。融合是一种每天的日常实践,要求在家庭、在社区都有一种转化式的学习圈。亚洲的环境里已经有一些这样的好例子了。

TCI Asia 简介(略)


[注]:我们致谢国际残障联盟,感谢他们不倦地在南亚进行CRPD培训,让 Bhargavi 有机会以“国家使命”的名义在亚洲多个国家广泛地传播CRPD理念;特别致谢Alexandre Cote,IDA的能力建设项目官员,感谢他的密集地引导和对 TCI Asia的建立给予的指导(men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