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使用者/倖存者” 到 “社會心理障礙者”:TCI Asia 是誰

發佈者: Bhargavi Davar
發佈日期: 7月8日, 2018
翻譯:MDrights

2013年的時候,來自尼泊爾、中國、菲律賓和印度四個國家的“我們”約25人在印度浦那聚首[注]。我們沒有任何身份,跟我們一起的還有來自跨殘障界別的活動夥伴,和其他一些未定位的“支持者。癲狂相關研究在印度——一個還生活在英國殖民者留下的關於“瘋人”和“傻子”的法律和懲戒條款的陰影裏的國度。英聯邦國家還在用那些有辱人格的和深深法律化的東西來壓迫它們的人民。

我們在世界精神科使用者和倖存者網絡(WNUSP)提供了一種更強勁的身份,這種(新)身份出於我們亞洲人無法認同“精神醫學使用者和倖存者”這樣的身份。在(WNUSP)理事會或機構會員中有幾個亞洲人,對《聯合國殘障人權利公約》的最終文本的確立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然而,整個語境仍然是白人的、“北方國家的”、基於住院型精神醫學的、高收入的。我們在那個時候沒法用語言或用我們的韌性來表達來自“南方國家”的、有色人種的、本土的、流亡的、低收入環境的亞另類(subaltern)敘事。這種環境中人權侵犯更經常發生在開放的社區或未很好規範的社會機構,多過發生在規範得好的封閉型精神病院。歐洲的(障礙權利)運動也是圍繞着“使用者和倖存者”身份的。我們,來自“南方國家”,在其他全球性運動中也是沒有什麼空間的 ——比如 Intervoices、INTAR 等——他們直到最近才伸張關於我們從強權中獲得自由的權利。

印度是亞洲第一個簽署CRPD的國家之一。這鼓舞着我們——在亞洲以及其他沒有任何身份標籤, 沒有得到過任何支持系統的地方的我們。IDA(國際殘障聯盟)在亞洲做的CRPD培訓,讓我們在融合和發展權上開了眼界,並給了我們新的身份的可能性:“社會心理障礙者”。在浦那和友伴及支持者在一起所花的時間,讓我們形成了一個共識:殘障者的身份能給我們一個生活的機會,而“使用者/倖存者”的身份仍然讓我們在對抗主流醫學系統中掙扎(並耗盡了一生——譯者注)。

但是在預設社會心理障礙者這個身份時,要得到澄清和共識還是個很長的過程,因爲總是有對身份的質疑的。活動人士在高收入國家(日本、中國、南韓、香港)總是以“使用者/倖存者”身份出現。英聯邦國家(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新加坡、馬來西亞、緬甸等等)總是在所謂“關懷照顧”的地方出現霸權的封閉機構化。還有一些亞洲國家,帶着“南方國家”的身份,以一種慶祝的方式,以被壓迫者身份走在一起。其他身份也很強勁:小衆者、女人、男同、跨性別者、有色人種,等等。通過我們對亞洲地區的投入,以及過往幾屆年會上的激烈辯論,還有在全球層面的對殘障身份和經歷的參與,一些新的社團出現了,比如 菲律賓社會心理障礙融合(PDI-P)、韓國促進融合協會(KAMI),還有“泰國朋輩支持”。

圖1: 近期TCI Asia會議的代表合影

在亞洲的我們,已經把CRPD融到了我們心裏,因爲它體現着對包容所有人的世界的願景。CRPD就是一杯傳統人權的奶昔甜品,讓人感到新鮮美味、健康和新奇。人權的框架都被CRPD重構——“合理便利”是對人權的個性化定義,表達的是“人就是人,不管ta多麼小”。這杯奶昔由這幾個權利組成:第12條(法律能力權利)、第14條(人身自由)、第15條(免受虐待、暴力和剝削的自由)、第16條(免受殘酷、非人性有辱人格的和折磨性的治療的自由)、第17條(身心整合性)以及它們之母,第19條。

我們非常渴望瞭解第19條,因爲其它所有的道路似乎都到此結束:生活在一個是ta自己選擇的地方是每個人的需要;以及ta可以選擇和誰一起生活;可以獲得所有種類的一般和特別的社會服務和基於社區的支持系統,並且是跟他人平等的基礎上。然而,第19條在實踐方法學(pedagogy)的積累一直還很有限,甚至一點都沒有(與第12條(法律能力)、第14條(人身自由和安全)相比較)。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法律傳統,都是對“什麼不能發生”進行規定,但對於比如人際連結、支持、關懷、社區等等讓人成爲人類社會的觀念,並不會用法律闡明。因爲家庭成員在很大頻率上都是對社心障礙者施加暴力的施暴者,所以在“北方國家”語境中對呼喚“關懷”、“社區”等這樣的觀念有很深的不信任和懷疑。但是,帶有低收入經歷的“南方國家”,他們對於家庭的態度並沒有那麼是非分明,且會(對家庭)更開放以寄望於對話但也渴望社交關係的轉型。

論述現代性和產生現代政治體制的社會契約理論家們如James Stuart Mill, Jeremy Bentham, John Mill 等都或會譴責這種嚴重的疏漏、模糊性甚至是我們當前棲居的微妙的偏執環境。社會契約理論家給出了這樣一種觀點:人類社會的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受規則約束的協商。立約的重要性總是高於對人的關注。互相的信任就更(容易)受質疑。而人們的每一次握手,總是需要被解構爲其背後的個人邪惡動機。那麼鑑於每一個治療行爲都是一種合同,在這樣的人類交互的框架下,“北方國家”(人們)的旨在建立(醫療的)“自願和知情同意”的鬥爭就顯得很有意義。

然而,CRPD 提供了一種“人類社會是基於互相尊重、互相依存和支持的而不是照顧”這樣的框架,在“南方語境”的我們對這種人類社會的願景是有共鳴的,我們很多人的支持系統還只是來自各自的即時/最近照顧圈(即非正式照顧系統)。對我們來說,追求“自願和知情同意”本身過於狹窄,並且這樣(的思路)把我們對自己的定義侷限在了那些發給我們藥物或住院的系統的對立面。實際上生活/生命的含義不只是與精神科醫生對抗。CRPD給了我們在可能的範圍內、在各發展進程中最廣闊的理解度,包括但不限於對醫療機構的知情同意。CRPD 監察委員會近來發布的《一般性意見第5號》就這項權利做了詳盡的詮釋。

TCI Asia 很高興地祝賀聯合國健康議題特別聯絡員 Danius Puras 先生髮表關於最高健康標準的[報告](http://ap.ohchr.org/documents/dpage_e.aspx?si=A/HRC/35/21)。

亞洲是新興的經濟力量,說白了也是藥商有利可圖的地方。Clarion 所號召的全球精神健康運動旨在對“精神疾病”“填補治療空缺”會導致以藥物和住院爲主的傳統精神健康服務的增長。這樣一種“現代化”,正如 Puras 所說,是走向了一種“全球性障礙帶來的負擔”,是一種新型的霸權,比如對舊的封閉機構(如監獄、“流浪者之家”、社會託管機構)的改造用來非自願收治有社會心理障礙的人,還對這霸權美其名曰“對高支持需求的照顧”。

印度最近的立法(殘障者權利法案2016,精神健康照顧法案2017)現在開始考慮把融合認作是一項人權。但是這項權利的實現還要拭目以待。這些新的精神健康立法,其實也像之前的老法一樣,只會導致更嚴重的暴力和侵犯、長期的可能是終生的監禁、隔離。一個例子,韓國的新精神衛生法就導致增加了上百的封閉機構,造成了人均非自願住院天數的最高記錄。

沒有一個故事(案例)能說明封閉機構裏的嚴重人權侵犯和強迫治療能讓人獲得社會融合。[WHO 質量權利培訓項目](http://www.who.int/mental_health/policy/quality_rights/en/)已經給我們承諾了一個沒有封閉機構的世界。但它做的只是教人如何在現有精神健康體系內矯正個人的行爲,而不是去瓦解這個體系本身。WHO的質量權利工具讓權利的侵損變成只是“病人”和機構職員之間的個人/人際問題,而不是整個體系、法律、機構的問題,也並沒有從人類核心價值和和平棲居/照顧的本質出發來看問題。

TCI Asia 很有興趣在基於社區的融合實踐上拓展我們的想象和投入,以實現CRPD第19條。迄今爲止,TCI Asia 已經得出了這樣的觀點:傳統精神診療不是融合,非傳統精神診療才能走向融合。“復元”也不是融合;醫學範式下操作的“朋輩支持”也不是融合。這些都是“自我封閉的同溫層”(silo),浸泡在“精神疾病”和“治療”的各種頓悟裏。甚者,爲人身自由和法律能力進行的行動也不是融合的,也是“同溫層”的。

融合指的是在社區層面的各種廣泛的協作配合動作,這也對每個人的能力提出了要求。如果一個人要被融合進來,那ta周圍的整個環境都要轉化爲包容性的。一個融合項目的目標是移除現存的阻礙,並讓社區開始(在各項事務上)囊括障礙者。融合是一種每天的日常實踐,要求在家庭、在社區都有一種轉化式的學習圈。亞洲的環境裏已經有一些這樣的好例子了。

TCI Asia 簡介(略)


[注]:我們致謝國際殘障聯盟,感謝他們不倦地在南亞進行CRPD培訓,讓 Bhargavi 有機會以“國家使命”的名義在亞洲多個國家廣泛地傳播CRPD理念;特別緻謝Alexandre Cote,IDA的能力建設項目官員,感謝他的密集地引導和對 TCI Asia的建立給予的指導(mentor)。